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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传浩:中国的土地财政从何处来-2018
时间:2019-09-30 13:50:02
发布者:须菩提
所属领域:政经形势  地产江湖  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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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西莫格鲁和鲁宾逊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他们提出选择榨取型还是包容型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成败的根源。这一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从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财政收入和成本的比较,给出了一个看待中国财政史的新思路。

 
浙江大学的田传浩教授,从这一思路出发,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人和地的关系入手,解剖了从封建井田制到编户齐民,再到农本商末近2000年的中国财政制度安排,探索出一条适合农业社会阶段的高效的财政管理制度。
 
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看,从秦朝的郡县制奠定了中央的管理制度结束了封建,科举制瓦解了豪族的割据,到宋代以来的皇权不下县,繁荣的传统平民社会得以产生,大一统的财政体制得以成型。
 
然而治乱根源田教授点到却未明示,即人和地的矛盾演化才是核心。一是人口的不断增加,逐步从人少地多到人多地少,把人口固着在农村的政策受到极大挑战,广泛出现的流民是盛世转衰的必要条件。而流民的安顿却要靠不断开拓耕地来治标,进入城市谋生来治本。但“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和重农抑商的公共政策,阻碍了资本在城市的积累,同时资本下乡造成了农地价格激增,进一步壮大了流民的队伍。
 
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兴勃亡忽的总密码,乃至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跳出这一周期律,每年近3亿农民工能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历史原因。
 
民族融合和矛盾是另一条主线,治理不善则内乱,内乱则御外不足,御外不足则国土割裂,此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底层逻辑。地球气候的变化导致人类生活空间发生结构性变化,而处于枢纽地位的华夏面临草原、高原、海洋各方生存空间的挤压,只有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丰沛的补给,才能保证民族生存和对外独立。多难兴邦,地缘压力锻造了华夏特有的大一统的文明国家形态,积累了先进的行政治理水平,这也是中国问题知难行易的根源。
 
在这一史观下,现代化成为御外图治的总方向,内部稳定,对外强大的关键是组织能力的重塑,这比一千打纲领还是师俄师美重要得多。
 
前三十年,在国际不稳定形势的背景下,中国靠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极大增强了国家组织动员能力,实现了民族独立,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站起来,实质上就是强大组织动员力下的统一的中国,基本上解决了民族问题和外部国际关系问题。
 
后三十年,在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中,民生成为阶段性总目标,经济发展成为发展的总方针。如何让返程青年和农业转业人口稳定就业而非滋扰生事成为主要问题,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总背景,80年代农村工商业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1991年苏联解体的教训促使中国财政采取强干弱枝的策略,进而地方资本短缺造成乡镇企业的没落和国际的倒闭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倒逼城市化这一3000年未有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大地展开,在缺乏顶层设计的背景下,土地财政成为驱动这一进程的“组装车”,简单粗暴却高效好用。
 
后面的故事就是踏入全球化后中国制造在全球的攻城略地以及土地城镇化下中国房地产的经久不衰了,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300万亿的城市资产了。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条不归路,当土地财政逐步完成历史使命之后,能否通过强大的组织能力激活人的创造性是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真正挑战。创新强国的重要性史无前例的摆着这个时代每个人的面前。

——须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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